一、国殇：中华民族的灾难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二、回顾：70年后，撕开那段历史 

裕仁天皇的侵华战争责任不容抹杀 

战后，裕仁天皇一直为自己开脱战争罪责，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将其誉为“和平使者”与“慈父”，然而近年来陆续公开的天皇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证明，日本学者井上清、山田朗、藤原彰、默哄厚和美国学者比克斯的研究表明，在日本酝酿、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过程中，裕仁天皇同军部、政府结成三位一体的战争指挥中枢，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一、率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

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由元老、枢密院、贵族院、陆海军作辅弼的近代天皇制，天皇集日本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而且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天皇被视为具有神权的超越一切的现人神。裕仁经过长期的太子教育和5年的摄政经历，于1926年即位，在向国民发布的诏书中宣示：“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

裕仁即位后，效法明治天皇，突破大正天皇因为病弱不能理政而受到的权利限制，率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战争之路。翌年就两次同意陆军向中国的山东派兵，名义是保护日本侨民；1928年第三次批准向青岛派兵，名义是保护那里的日本纺织资本；接着又批准向济南派兵，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1000多人、残杀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官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张作霖，裕仁同意陆军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推行“满蒙分离政策”，遂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及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发动的，事发后内阁主张不扩大事态，但是军部和关东军并不把内阁放在眼里，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竟然擅自派兵增援关东军。裕仁并没有制止这些冒犯其统帅权的军事行动。事变发生两周后，裕仁知道了策划者和和指挥者，但是仍然默许这些人扩大战事，并且批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在全世界开此恶例。当关东军侵占东北得手后，裕仁不顾元老和外相的反对，追加批准和承认，而且颁布“敕语”表彰关东军：“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祸根，扬皇军威力于中外，朕嘉许其忠烈。”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关注，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裕仁连续批准增兵上海，嘱咐统兵的白川义则大将迅速平息上海的战事并撤军，同时放手让关东军在东北扩大地盘。关东军到1932年2月2日攻陷哈尔滨时，已经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110余万中国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这正是裕仁所期待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及炮制“满洲国”的行径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被否决时，裕仁批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

国联和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仅限于道义上的反对，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等实质性举动，使裕仁感到它们接受了既成事实，因此进一步放纵军部的狂妄行动。于是日军侵入关内，制造华北事变，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后来，裕仁批准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受勋和晋升，他们都是侵占东北、热河和华北的有功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裕仁支持军队的领土扩张行动，只要能打胜仗，就会原谅他们的忤逆。裕仁在控制军队和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经常派侍从武官向前线将士传达敕谕。当日军侵攻得手的时候，裕仁的褒奖敕谕对官兵起到加速剂的作用；当日军侵攻失利的时候，裕仁天皇的激励敕谕对官兵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二、操控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对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询问“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当被告之“苏联不会进攻”，“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后，裕仁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军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规模增兵华北，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裕仁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幻想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式的速战速决。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公文中开始使用“皇军”的称呼，鼓动官兵为天皇而扩大对外战争。“因为日军是皇军啊！皇军的任务就是要杀掉一切不服从天皇或不承认天皇的家伙！”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上海战场，并且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随后向上海加派第十军，组建华中方面军，增兵达20多万，还批准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民进行“恐怖威慑”。同时，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

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议员们对政府提出的庞大临时军费预算案颇有责难。在开幕式上，裕仁敕语：“中华民国完全不解帝国之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朕深感遗憾。如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日本随即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为了有效地指挥侵华战场的陆海军，裕仁下令在皇宫里成立自己的幕僚机关──大本营，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作为自己的幕僚长。此后，一周中总有几个上午，两个幕僚长、陆海军大臣及其作战课长、侍从武官长等在这里处理军务。裕仁天皇不仅通过大本营定期提交的战况报告书了解战争进程，还不时向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提出问题，要求他们解答，有时还加以质询和告诫。大本营发出的作战命令《大陆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同时，为了协调军部和内阁的对华战略，裕仁除了直接干预首相或大臣的任命外，还批准组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由军部、内阁和幕僚长组成，联络会议的决议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并以天皇的名义正式公布，日本民众将其作为天皇的旨意而诚惶诚恐地奉行不悖。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展开了包括杀烧淫掠各种暴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裕仁对这一暴行招致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没有表达任何的不快和遗憾，反而鼓励他的将领争取更大的战果，以促使中国人“反省求饶”，甚至公开褒奖南京大屠杀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政府和军部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参谋本部提出，在确保既得利益和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争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近卫内阁则坚持扩大战争，直到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双方争执不下，请求裕仁裁断。裕仁明确选择了内阁的扩大战争路线，于是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据此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指出：“天皇选择了政府的路线──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事端，就必须坚持干到底”；“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近卫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

裕仁正是本着“坚持干到底就能打胜”的主意，批准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攻武汉的战役，并且派皇族东久迩宫稔彦担任主力第二军司令官。日军依仗陆海空的压倒优势，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占领了武汉，但是遭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日军随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战争，

三、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

皇族是由天皇的堂表血缘关系组成的同宗群体，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财富和特权。皇族男子从小就接受军事化训练和教育，青年时被授予军衔并编入军队最高层，得以掌握指挥权。裕仁充分利用皇族作为自己的助手和耳目，在设置大本营时，就任命叔父闲院宫载仁为陆军参谋总长，任命叔父伏见宫博恭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裕仁不时派出皇族做为他的军事联络官，到前线战场视察，以了解第一线的战况。日军侵攻上海时，裕仁先后派弟弟高松宫宣仁和皇族北白川宫永久视察侵攻上海的战场。

皇族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皇后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皇后的另一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任陆军航空本部长，指挥对上海、南京等人口密集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幕僚长闲院宫载仁和伏见宫博恭都亲赴南京视察。裕仁天皇为攻占南京而欢欣鼓舞，期盼这样一场决定性战役能够迫使中国政府跪地求饶并满足日本的索求，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为此，他几乎将皇族悉数派去南京嘉勉将士，包括他两个弟弟秩父宫雍仁和高松宫宣仁，还有贺阳宫恒宪、梨本宫守正、竹田宫恒德和东久迩宫稔彦。

裕仁把皇族安插在军部最重要的位置上。伏见宫博恭亲王担任海军最高职务军令部总长自1932年2月至1941年4月为止，长达9年零2个月，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的最高职务参谋总长，自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长达8年10个月。由两位皇族从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长时间里一直占据最高军令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族这个天皇制的机器零件充分发挥了推动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作用。

裕仁每天都根据战报，指导战役的开展，敦促解决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甚至纠正参谋和战地指挥官的错误估计。他经常派皇族或侍从武官到各个战区视察，搜集常规途径以外的情报。他还从国内外新闻记录片和报刊中获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战争的真相。对美英开战前夕，辞去首相职务的近卫推荐东久迩宫稔彦为继任者，这应该是能够控制陆海军的最佳人选，但是裕仁断然拒绝，以避免对美英战争失败时追究皇室的责任而牵连自己。这与侵华战争时几乎派皇族悉数上阵形成鲜明对照。

到1941年夏天，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皇宫里的大本营越来越忙碌，增加了情报、兵站和占领区军政等职能，职员由最初的200人发展到1800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也从首相官邸搬到皇宫里；御前会议召开得更加频繁。

四、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

裕仁天皇知道日本签署了1929年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却批准日军在对待中国俘虏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所以陆军次官在1937年8月5日下达指令：“在目前形势下，鉴于帝国不得不对中国实行全面战争，故不宜完全依照《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附件进行活动。”命令在中国战地的指挥官停止使用“俘虏”的称呼。在整个侵华战争战争中，日军每年抓获上万名中国士兵，将战俘的大部分当即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就有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暴行，例如日军第六十五联队集体屠杀2万名中国军俘虏，将俘虏的小部分当作特殊工人送往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者军事工程完全后全部屠杀。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使用的“指令”。裕仁先后授权日军战地指挥官在通州、上海、武汉、广东和华北地区使用毒气武器。1937年7月28日，裕仁授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号令：在进攻通州地区过程中“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1938年8月至10月，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批准进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使用催泪弹和毒气。1939年3月，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使用1.5万筒毒气的权力；4月11日，裕仁批准由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和蒙古的日军使用毒气。1940年7月，裕仁同意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请求，授权日军在中国南方使用毒气。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明令日军禁止使用毒气，裕仁担心会遭到美国化学武器的报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裕仁天皇批准在北平组建第一八五五部队，在南京组建第一＊＊部队，在广州组建第八＊＊部队，与在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协同实施细菌战。从1940年起，日军在中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其中在浙东、常德、保山、鲁西和冀南等地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致使200多万军民丧生。

裕仁下令对锦州、重庆及其他城市进行战略性无差别轰炸，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其中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机出动9 500多架次空袭重庆，投弹21 500枚，炸死市民1．18万多人，伤1．41万多人，损坏房屋17 600余栋。

裕仁1938年年底签发实施无人区作战的第241号《大陆命》，日军开始毁灭作战役，并且愈演愈烈，发展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目的是“加强对敌人的封锁，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甚至“让敌人将来再也无法生存”。据估算，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240万以上。

裕仁还将制贩毒品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鸦片买卖由日本陆军、外务省和兴亚院控制。三菱商事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采购伊朗鸦片运到中国，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权的鸦片大量走私到关内，然后都委托给中国派遣军在各城镇所设立的特务机关分销。在东北地区，“仅据伪满官方的统计，染有鸦片毒瘾的就有2745000人”；“从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伪满崩溃的十二年半期间，被鸦片所毒杀的人民，最小限度是175000人”；“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000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900人。”华北地区每年吸食者约为100万人，其中约10%中毒而死。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战时日本在中国所推行的毒化政策，决非日本军政机关在华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政策的一环，系作为国策计划而展开之大规模战争犯罪与违反人道行为。”家永三郎指出：日本制贩毒品“一方面获得巨利，一方面使很多中国人因吸食鸦片而身心遭受腐蚀变为废人。在中国之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形象，应无可疑。”

裕仁在侵华战争期间，不断平衡陆军和海军、政府和军部的矛盾，主要着眼点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天皇制的强化。即使在从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到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决定性的期间，裕仁所关注的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代表皇权的三种神器，对于如何结束战争，没有主动做任何的努力，以至于随后数十万日本民众在轰炸和原子弹爆炸下丧生。裕仁天皇的这一心迹，在1945年8月14日皇宫防空室的御前会议上“圣断”无条件投降时有充分的表白，他说：“自己之非常决心不变。根据内外情势、国内状况及彼我之国力、战力所作判断，并非轻率结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裕仁天皇为了维护天皇制，连日军官兵和国民的生死都无所顾忌，更遑论被占领国民众的悲惨处境了。

“皇叔”朝香宫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 

日本侵华期间惨无人道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固然罪责难逃，而除他之外，还有一个直接指挥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并亲自下令屠杀的人，他就是日本陆军中将、裕仁天皇的皇叔朝香宫鸠彦。与松井石根因罪行累累而被处以绞刑不同，朝香宫竟然逃脱了历史的惩罚。

　　1937年9月中旬，上海陷落，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此时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不起。12月2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接替松井石根。12月5日，朝香宫抵达前线司令部后，立即听取了他的老伙伴、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数名将官的军情报告，并责令拿出皇军的威风尽快攻下南京。12月12日，南京沦陷。朝香宫的司令部立即发出一连串由朝香宫本人签署的命令，上面还加盖着“机密”和“阅后销毁”的字样，其内容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大开杀戒。中岛今朝吾的部队将万余名中国军队战俘驱赶到长江边，用机枪集体屠杀。柳川平助及其他9个师团的日军也在各处屠杀。朝香宫又委任中岛为南京市警备司令在城内展开屠杀。一时间，南京城内尸骨满地，血流成河。当时日本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就报道了日军十六师团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少尉进行的“百人斩”比赛，并配发了两人的照片。

　　这场古今中外罕见的屠城浩劫一直持续了6周！此间，松井石根病愈进入了南京城，下了一些包括大屠杀在内的军令，但朝香宫无疑也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后来的档案资料证实，“有444宗谋杀、集体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例被证明与朝香宫有关”。

　　1938年2月12日，朝香宫回国复命。天皇裕仁在叶山皇宫接见了他并对其“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皇家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恩宠并恢复其皇室身份。其实在朝香宫指挥军队攻下南京时，裕仁就向身为参谋总长的皇叔闲院宫表示，他对朝香宫在南京的行动异常的“满意”。于是闲院宫电贺：“战绩卓著，史无前例”。

　　日本战败后，为了逃避罪责，裕仁天皇将许多皇族成员调离军职，并同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周旋，加之其他政治因素，日本天皇及皇族逃脱了惩罚，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朝香宫鸠彦也得以逍遥法外。他死于1981年4月12日，居然活了94岁。 

“你们来迟了他刚走” 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又少了一个

南京大屠杀见证者陈玉龙（1933-2007）

　　2003年2月，潘开明走了；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走了；2004年12月16日，彭玉珍走了……2007年11月16日，不堪病痛的折腾，陈玉龙也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是他却始终执着地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随身携带着，当宝贝一样，不让任何人碰一下。当年一家死了7口的伤痛，陈玉龙自始至终都无法忘怀，每次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陈玉龙都不忘强调“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1937年12月14日，年仅5岁的他目睹日军杀害了爷爷和堂弟，在那场浩劫中，全家七口人遇害。虽然很少和家人谈起往事，但每次接受日本人采访，他都会说：“不恨你们是不可能的。” 

三、探索：追寻生命的痕迹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 

整整七十年，那段惨痛的历史是否已经被你遗忘？时光荏苒过后，你是否觉得历史已无从记忆？其实，能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惨痛经历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 

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万余人，纪念馆即建立在当年日军大屠杀“万人坑”遗址及丛葬地之上。1937年12月16日，日至将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 ，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且抛露风日之下，久无人收，情至惨烈。迨逾数月，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  

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

建于挹江门外绣球公园内。日军当年在挹江门及城墙根附近姜家园、石榴园等地屠杀数以千计放下武器的士兵及平民百姓，仅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收尸即有五千一百余具，故于此立碑纪念。 

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下关中山轮渡码头与1号码头沿江路边路岛碧草丛中。背靠长江大堤，面对南京电厂。碑型独特，碑底座为三层红色台阶，碑身呈三米高立体三人字形，立于底座上。寓意三十多万同胞被屠杀，仅中山码头即被害10000余人，血流戍河，染红了长江。 

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当年日军屠杀的煤炭港长江汉河口遗址桥头上。右边是当年日军抓捕关押放下武器士兵及平民的仓库遗址。煤炭港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要遗址之一。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 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以机枪射杀。而伤未死者，悉被押往附近茅屋，纵火活焚至死。 

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

鱼雷营位于下关“和记洋行”以东，老虎山下，上元门一带。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这一带抓捕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百姓9000余人用机枪射杀而死，后又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屠杀三万多人。 

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草鞋峡遗址，位于幕府山北麓江滩与八卦洲之间长江中的一条狭长江岸，弯多水急，其自然形状如同一只鞋，故名草鞋峡。日军在这一带江滩屠杀我被俘士兵和平民百姓五万余人，并弃尸江中。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燕子矶公园内江边石矶山上。1937 年12月，城陷之初，南京难民避聚於燕子矶江滩，求渡北逃。遭日舰封锁所阻，旋受大队日军之包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被杀害，总数达五万余人。 

东郊丛葬地纪念碑

建于中山陵风景区东南西洼子村空旷的菜地之中。1937年12月侵华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我东郊一带，惨遭杀害之无辜同胞，尸蔽丘陇，骨暴荒原，因久无人收，而致腐烂腥臭。迨至翌年四月，始由崇善堂等慈善团体从事收殓，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3万3千余具，就地掩埋于荒丘或田野。越数月，察及于丘壑丛莽间尚遗其余，故时或恶气四溢。1938年12月，复经伪市政督办责成其卫生局，又于马群、前山、马鞍、灵谷寺等处 ，收集死难者遗骨和残骸3千余具，丛葬于灵谷寺之东。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

建于雨花台烈士陵园左侧，原普德寺遗址，现为共青团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寰宇，血沃钟山，水赤秦淮，我无辜同胞不幸遇难30万人。普德寺系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经南京红十字会先后埋葬于此者共达9721具，故亦称“万人坑”。 

上新河地区遇难同胞纪念碑

该碑建于上新河棉花堤江边丛葬地遗址，背靠滔滔长江，面向东方。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大批解除武装之士兵和群集上新河一带之难民，共28730余人，悉遭日军杀害于此处。 

汉中门外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汉中门外秦淮河边桥头遗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避难于“国际安全区”之本市平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军警共2000余人，遭日军搜捕后，被押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杀害；其伤而未死者，或乱刀补戳，或纵火活焚。 

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清凉山当年日军屠杀遗址，现河海大学校园内树丛中。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我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在本院境内，即清凉山附近之吴家巷、韩家桥等地遇难。 

五台山丛葬地纪念碑

 1988 年建于五台山体育场西南角树丛中。据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埋尸记载，于1937年12月至 1938年 2月，曾先后四批埋葬我被害同 胞尸骨共254具。特立此碑，以志悼念。 

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

立于当年日军屠杀遗址北极阁山南麓山脚下。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屠杀我南京同胞达 30万众。仅此北极阁毗近之处，惨遭杀害者即达两千余人。其时，鼓楼至大石侨，北门桥至唱经楼，太平门、富贵山及蓝家庄等地，伏尸残骸，盈街塞道；涂膏凝血，触目生哀。 

南京城内的这15个纪念碑，你是否能曾听说过她们的名字？是否曾一一祭拜？如果你对这些纪念碑感到陌生，那么我想下面这一个你一定曾经听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在南京江东门，是侵华日军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葬地。为悼念遇难同胞，南京人民于1985年修建了纪念馆，1995年进行扩建，2006年再次闭馆扩建，于2007年12月13日重新开放。

该馆是一处以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特大惨案的专史陈列馆。该馆共分为外景展区、遗骨陈列、史料陈列三个部分。外景展区由群雕、立雕、浮雕、标志碑、纪念碑、诗碑、赎罪碑、枯树、断垣残壁、遇难者名单墙等构成了生与死和悲与愤为主题的纪念性墓地建筑风格。外形为棺椁状的遗骨陈列室内，陈列着建馆时从“万人坑”中挖掘出的部分遇难者遗骨，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铁证。 

南京大屠杀——影像的力量 

在日本某些人至今仍歪曲那段历史的今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作品如此密集地出现，在讲述和传播历史的过程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但这，还不仅仅是我们还原历史的全部，这个思考历史的过程也远未到达终点…… 

特德·来昂西斯：《南京》

日本兵踏着南京人的尸体前进，刺刀随意在人的身体里进进出出，街头不堪凌辱的少女，幸存者哭得难以连贯的回忆……

《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制片人泰德·莱恩塞斯透露，曾有中国制片人想入股拍摄该片，但是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在影片摄制过程中，工作人员辗转多国，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从6个国家搜集了各种影像和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一名叫约翰·麦基的西方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录影带，这一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评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断之一”。 

郎恩·乔瑟夫：《南京梦魇》

从日军进攻上海开始记述，攻陷上海，向南京进军，对沿途路过的乡镇村庄，一律烧杀抢掠“三光政策”，攻占南京后，六个星期的血腥屠城，人类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暴行之一。制造屠杀的目的之一，是要让其他人、其他亚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感到惶恐和惧怕，将之笼罩在他们血腥武力的威慑下，于是侵华日军制造出来各种不堪入目的虐杀方式，对观者来说，这些不甚清晰的画面，它们所带来的惊骇、愕然、愤慨，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像一道刻在脑中梦魇般挥之不去的伤口，时时警示着你，人另一面的真相。

《南京梦魇》由美国人朗恩·乔瑟夫筹备10年拍摄而成。2005年正式开拍，影片所花费的近十万美元全部是乔瑟夫自己的积蓄。影片通过引述Tanaka Memorial的部分内容，追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的全盘计划，提到国民教育扮演的角色，从小给青少年灌输效忠天皇的意识；二战结束后，在清算日本战犯/战争罪方面，天皇的被免予起诉、审判战犯草草了事，对美国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谴责。结尾字幕：“过去，是对未来最好的预言。”The best predictor of the Future, is the Past。不断去重复不堪的过去，是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对日军侵华、对南京大屠杀，它提醒我们的，不应该只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过去，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警醒。 

陆川：《南京，南京》

“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重视和思考还远远不够”

在西方导演纷纷开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之时，也有一部中国影片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就是中国青年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据说，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惟一得到许可拍摄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

《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故事。片中有两条线索，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在1937年南京疯狂杀戮强奸掠夺的背后，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纪录片《南京大屠杀》

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南京电影制片厂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拍摄了共10集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 

纪录片《张纯如》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通过张纯如的眼睛去看待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一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张纯如。”在“永远的鸢尾花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录片《张纯如》媒体见面会上，该片的导演BillSpahic告诉大家。

影片真实阐述一位年轻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如何深入探索一段黑暗的人类历史，并将它还原成文字，著成一本震撼人心的畅销书。通过张纯如写书时的心路历程时空交错地揭开一幕幕历史真相，让世人在认识这段史实同时，可以从这位坚毅勇敢的女性身上得到启发